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 -背景

三民主義三民主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獨立﹑民主、富強是社會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摒棄瞭農夫階級的農業社會主義和皇權主義以及瞭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君主立憲的藩籬﹐認真吸取瞭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制訂出建立共和制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和方案﹐就是實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當革命發展到新民主主義階段後,忠實於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孫中山又采取積極的態度﹐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確立瞭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反映瞭新的歷史特點﹐獲得瞭新的生命力。

民族解放和國傢獨立是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務。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在國內還存在著以滿洲貴族為首的清政府與漢族﹑其它少數民族的矛盾﹐兩種矛盾交錯糾結﹐呈現出復雜的狀況。孫中山首先揭櫫的戰鬥旗幟就是民族主義﹐反滿是他在清末倡導民族主

大膽島(金門)上著名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大膽島(金門)上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

義的主要內容之一。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傢獨立﹐振興中華﹐則構成民族主義的另一主要內容。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們的革命活動具有強烈的救亡色彩。興中會宣言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面臨著“瓜分豆剖”﹑“蠶食鯨吞”的厄運。“維持國體”則是奮鬥的主旨。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將“外邦逼之”與“異種殘之”並列為民族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的基本原因。如何掙脫殖民主義的枷鎖.他認為隻有推翻清朝政府才能救亡圖存。孫中山還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民族自決權。
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建立共和制度﹐是孫中山倡導的民權主義的基本內容。他揭露和抨擊封建專制制度﹐指出它阻抑社會經濟的發展﹐剝奪人民起碼的權利﹐推行文化鉗制政策。他堅信這種黑暗野蠻的社會政治制度決非“自由平等的國民所堪受的”﹐要求迅速改變這種狀況。他指出經由“國民革命”推翻封建暴政﹑建立共和國﹐是民權主義實現的主要途徑。他從嚴酷的社會實際中認識到﹐“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他舉起武裝反清的旗幟﹐以實現共和的理想。他為共和國勾勒出一幅簡圖:“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他對政體的有關問題進行瞭長期構思﹐主要內容為“革命程式論”﹑“政黨和政黨政治論”﹑“權能區分論”﹑“地方自治論”﹑“全民政治論”和“王權憲法論”。既闡述瞭民主建政的過程和原則﹐又規劃瞭政府的結構。

三民主義三民主義

發展社會經濟﹐使國傢富強起來﹐是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孫中山所倡導的民生主義“不外土地與資本問題”。在土地問題上﹐他主張平均地權﹐土地國有。采取“核定天下地價”﹑“照價收稅”﹑“照價收買”和“漲價歸公”的措施﹐使由於社會進步而造成的土地增值歸於國傢﹐人民不必再納賦稅﹐地主不得“坐享其成”而致“壟斷”。孫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吸取和借鑒瞭美國經濟學者H.喬治和英國思想傢J.密爾的觀點。在資本問題上﹐他提出瞭“節制資本”和“國傢社會主義”(或稱“集產社會主義”)的主張﹐認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傢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傢經營之”。他相信這種相互為用的方案既能“防資本傢壟斷之弊”﹐又可“合全國之資力”以發展實業。他認為“實業主義行於我國”是社會的必然趨勢。

三民主義 -要點

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反對列強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承認民族自決權。

民權主義: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現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治理國傢。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與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人民則擁有政權。

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有兩個,一為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二為節制資本(私人不能操縱國民生計)。

三民主義 -演化

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的書稿在民國11年陳炯明的部隊進攻廣州大總統府時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即《民報》發刊詞),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義”為題所作的16次講演的紀錄。

孫中山為黃埔軍校所寫訓詞開宗明義確立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孫中山為黃埔軍校所寫訓詞開宗明義確立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初期:同盟會的成立民國前七年(乙巳年)春,總理由美赴歐,先後在巴黎、柏林宣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瞭解革命組織的團體,加入共有七十餘人。七月,總理返日,又以興中會為中心,把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和革命份子聯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並曾通過總章,發表宣言。〈同盟會宣言〉的中心內容是四條綱領性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可以說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義的早期形態,前兩條即當時的民族主義,第三條即當時的民權主義,最後一條即當時的民生主義。中華民國的名稱,也是同盟會成立時確定的。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指出:“重新來研究國傢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他從1月到同年8月,作瞭16次講演(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未完成,原計劃講六講))以闡發三民主義,由黃昌谷全程速記、翻譯。這是他一生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後、也是最有系統、最詳盡的篇章。

孫中山在多次講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領導的政黨和運動須達到三個目的:進行民族革命以實現民族主義,進行政治革命以實現民權主義,進行社會革命以實現民生主義,他又認為最後一個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實現,而避免一次革命。

孫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於廣州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中,以三民主義為綱,對該校師生之訓詞,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處在山頂最高峰的祭堂,有3個拱門,分別書寫著“民族”、“民權”、“民生”。

1980年代的臺北站滿是標語1980年代的臺北站滿是標語遷臺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三民主義不但成為蔣中正威權體制下的“黨國意識型態”,亦是在臺運作的中華民國憲法總綱第一條法條,為全中華民國憲法提供瞭憲法基本的法源依據。並且高級中學及大學中列有三民主義課程,透過此一課程極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構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正統乃至民族道統以及確立瞭臺灣民眾對民主的信仰,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在當時都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並以“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不同名稱,列為大學聯考與國傢考試的必考科目。在臺灣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級學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見到三民、民權、民生、民族等用語。

除瞭中華民國憲法外,在當時各類教育規章、課程目標都有貫徹三民主義一類文字。解除戒嚴及動員戡亂時期後,相關科目的授課內容逐漸改變,大學內相關課程則逐漸改為中華民國憲法課程,國傢考試及大學入學考試則漸次縮減,甚至停考該科目。各三民主義研究所則改名或改組,例如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變更名為國傢發展研究所。

三民主義 -影響

三民主義反映瞭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概括瞭民主革命的任務﹐體現瞭人民的願望﹐順應瞭近現代的歷史趨向。其實質是自覺的資本主義化的綱領﹐對於中國擺脫中世紀的狀態﹐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但它也帶有歷史的局限性﹐主要是缺乏明確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內容﹐發展資本主義的民生主義又塗上瞭主觀社會主義的色彩。它的不徹底性影響瞭它的科學性和革命性﹐限制瞭它的作用。

三民主義三民主義

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後﹐孫中山與時俱進﹐在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下對三民主義作瞭新的解釋﹐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發佈﹐標志著新三民主義的形成。在新三民主義中﹐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明確化﹐同時主張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軍閥。民族主義的主要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而對於中國人民說來﹐“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民權主義的發展﹐也使“主權在民”的觀念得到瞭進一步體現。孫中山對西方共和政治的認識有所深化﹐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認為“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必須建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以防止歐美現行制度的流弊。他主張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以主人的身份管理政府。他對於民生主義中的土地方案突出瞭“耕者有其田”的內涵﹐認為這樣“才算是徹底的革命”。此外﹐孫中山還確立瞭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以之作為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使得新三民主義更具完整性。新三民主義無愧為“國民革命”的旗幟﹐成為民族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表現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進步性﹐但它仍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范疇﹐帶有某些歷史局限。

三民主義 -評價

中國國民黨黨旗
中國國民黨黨旗
正面:三民主義一經發表,便廣為各界所稱許,擁有有廣大支持者,並稱贊為集成孔子思想之基礎,是以中為本西學為用之大成,名列中華民國憲法總綱第一條,也是中國國民黨矢力鼓吹宣揚之思想。

民族主義:有許多人批評孫文有“大漢族主義”的思想,甚至認為這是一種“納粹主義”但也有許多人認為,以漢族占有中國九成以上人口,主導中國數千年以上的事實,故孫文以漢族為主體意識的思考與主張是很合理的想法。如果孫文以其餘不足一成涵括55族的少數民族作為主體意識的思考,或是以外來共產主義等意識形態思想作為主體意識思考,等同歷史上如滿族清朝等以少數人迫害多數人的殖民政治,亦是一種凌虐多數人民的暴虐思考方式,並且也嚴重違背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民主原則。

也有人議,懼怕大漢族主義復興,將會造成對其他少數民族的迫害,在孫中山之民族主義中,亦有爭議疑問。譬如民族主義第二講:“中國幾千年以來,受過瞭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瞭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雖然亡過瞭兩次,但是民族還沒有受過大損失。”這裏孫中山稱漢族沒有大損失,然而他又在民族主義第三講開頭說:“依我的觀察,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已經失去瞭,這是很明白的,並且不隻失去瞭一天,已經失去瞭幾百年。”,試想漢族民族主義被外族給"毀滅",對以文化著稱的漢族而言,文化的毀滅等同滅族。換句話說,漢族不但亡國且已滅族瞭數百年之久,當瞭外國奴幾百年之久,試想這事情何等嚴重。孫中山如何能泯滅良心的謊稱“民族還沒有受過大損失。”呢?

由孫中山民族主義的矛盾處,可見得孫中山本人亦可能擔心,民族革命流於漢族仇恨的清算運動,亡國滅族幾百年的仇恨將成為大規模屠殺其他外族的原動力。

為此孫中山又說:“‧‧‧列強因為恐怕我們有瞭這種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說世界的文明要進步,人類的眼光要遠大,民族主義過於狹隘,太不適宜,所以應該提倡世界主義。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這段文章顯露出孫中山完全知道,漢族是世界上最低等可悲的民族事實。像這樣一個受委曲的可悲民族,首先需要的,就是復興大漢族主義與生活文化,復建遭滿族以及其他外族摧毀挫折的漢族人民都該有的平等自由與大漢族主義,而非盲從追隨於歐美列強所推崇的世界主義。

目前於世界各地漢族人民間,自主發起所謂漢服運動,更佐證瞭回復大漢族主義與文化的想法,是出乎自然的主張,也證實瞭孫文先生的正當遠見。

孫中山像孫中山像民權主義:一般時尚學者,多精通西學而未通漢學,故未能完全掌握孫中山之民權主義真正主張。不知孫中山革命的目的,並非在中國仿造另一個歐美,而是要復國,復漢族人的國,復那個被清朝給滅亡,漢族本來該有的民國,然後造就繼承漢族道統,超歐美的民主國傢。這一點可由孫中山在民權主義中提到:“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

孫中山常引用漢朝末年三國演義中的皇帝阿鬥與漢丞相諸葛亮來形容人民與政府的關系,令人耳目一新。一目瞭然的瞭解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所主張,簡單明瞭的獨特先進的民主觀念。

孫中山更在民族主義第六講提到:“‧‧‧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有關孫中山對於“忠”的獨特詮釋,可證孫中山在民權主義中,使用漢帝國主義思想觀念,來提倡用人民當皇帝的漢族民主政治。

孫中山更在民權主義第五講中提到“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國;隻要聽到說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革命以後舉國如狂,總是要拿外國人所講的民權到中國來實行,至於民權究竟是什麼東西,也不去根本研究。‧‧‧但是外國的政治書本,像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臘有一位大政治哲學傢叫做柏拉圖,他所著的《共和政體》那本書至今還有學者去研究1[今譯《理想國》。],對於現在的政體還以為有多少價值可以供參考‧‧‧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動,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那種科學的進步是很快的。至於政治理論,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圖所寫的《共和政體》至今還有價值去研究,還是很有用處。所以外國政治哲學的進步,不及物質進步這樣快的。他們現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還沒有大變動。如果我們仿效外國的政治,以為也是象仿效物質科學一樣,那便是大錯。‧‧‧外國政治的進步,比較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差得很遠的,速度是很慢的。像美國革命實行民權有瞭一百五十多年,現在能夠實行的民權,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實行的民權便沒有大分別。”強調瞭歐美文明的特征短處,也突顯瞭漢族復國所該持有的自信與堅定民權政治研究的方向。

北伐戰爭北伐戰爭國民大會:由於孫中山在北伐統一完成前,就已肝癌辭世殉職,不但民生主義未講完,就是當年憲法及憲政亦未完成,這種種缺陷以及當年代孫中山親手使用方便整軍之特權,皆為後人詬病攻詛中山先生之題材,但以其親自堅持中華民國憲法總綱第二條,國傢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之用心,及其著作三民主義之內涵,可見孫中山抱有漢族獨特,絕對效忠全體國民之忠誠,應無異議。

權能區分:某些精通西學者常拿歐美偏頗民主觀念來指責孫中山所主張之獨特民權主義。譬如最早指出孫文思想病理的日本學者宮澤俊義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析》一書中指出,“現在歐美各民主國傢,人民不但擁有孫文所稱的政權,同時有治權,政權與治權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他所稱的治權是人民的權力的本質,政權則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方法。”然而實際上,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六講提到“‧‧‧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從這裏可見孫中山先生所主張人民之政權,實為支配政府之國傢主權。政府所有之治權,實為服務人民之管理權,中山先生主張的權能區分原理,即為主張政府不能逾越身分,持有國傢主權之意,國傢主權僅能屬於人民直接共有。

罷免權: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六講中提到:“現在新式的方法除瞭選舉權之外,第二個就是罷免權。人民有瞭這個權,便有拉回來的力。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瞭這兩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從這裏可見孫中山主張的這罷免權,原來是與選舉權配套實施,也就是選瞭官員,任期一到便要罷免,罷免失敗就不必選舉,省下選舉資金浪費,官員也得以連任,一任接一任,直到官員任期年限退休或被罷免下臺為止,這便是中山先生強調的所謂:“人民有瞭很充分的政權,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的新辦法。遺憾的是這新辦法中,由於太新,許多人不懂這原理,不知中山先生主張的這選舉與罷免原是配套實施,許多官員就隻會拿歐美罷免權辦法來詮釋孫中山新創的選舉罷免辦法,以為罷免權必須單獨實施,甚至誤以為“若是罷免的條件訂的很苛,則等於沒有罷免權,如果訂得很寬松,則時時在罷免,民代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法專心行使立法權。”雲雲,致使中山先生新創的民權辦法始終不曾完整實施過,而未能驗證其新辦法是否確實能免除歐美民主之流弊。

專制政府與民主政治並存的主張:孫中山對於中華民國的建國理念,大多寫在三民主義,而名列中華民國憲法總綱第一條。其中廣為世人所詬病的專制政府與世人所稱贊的民主政府,在孫中山先生眼中,亦別有一番獨特創見。在民權主義第五講中提到:“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傢,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民主國傢的進步反是很慢,反不及專制國傢的進步,像日本和德國那一樣的迅速。”這理透露孫中山認為歐美國傢進步不及專制國傢的迅速,並且又提到:“又有一位瑞士學者說:“各國自實行瞭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這個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瞭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總是防范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不許政府是萬能。”,這裏透露出孫中山瞭解國傢之中,必有政府也必有人民的互相依存,為此孫中山特別提出瞭一個“破”,希望讀者能看懂,孫中山在民權主義第五講中提到:“大傢此時對於政府有一種特別觀念,這種觀念是怎麼樣發生的呢?是由於幾千年專制政體發生的。因為幾千年的專制政體,多是無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在中國的四萬萬人,就做過瞭幾千年奴隸。‧‧‧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固然是不對,現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對的。我們要打破這種不對的心理,便要回顧到幾萬年和幾千年以前的政治歷史,才可以看破。”,孫中山在這裏提到,他極可能希望讀者能“看破”一點,那就是不要排拒一個傳統的專制政府,因為傳統的專制政府未必通通不好,所以應該以人民來當這個專制政府的皇帝眼光來想,以完整的直接民權來駕馭這種傳統的專制政府。

這就是孫中山權能區分的核心理念,從此推論孫中山先生極可能意圖打造一個人民當皇帝的漢帝國政府。

孫中山並在民權主義中以阿鬥與諸葛亮的故事再次鋪陳瞭孫中山獨特的創見:“人民分開瞭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鬥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諸葛亮,把國傢的全權都交到他們;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們四萬萬人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傢的大權。”,自然孫中山這樣子的主張,反映到他所建立的中華民國體制,必然又要招制精熟西學,畏懼專制政府的民主之士們,輪番批駁。

遺憾的是,孫中山先生親創的中華民國,由於孫中山先生早逝,遺留下來的國傢在關民權方面的進步緩慢,不但未能完整實現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較之歐美甚至還落後許多,空留疑似專制體制政府,民權卻有許多缺陷的中華民國,淪為有識之士批判孫中山理念的有力題材。

其實,隻要民權不完善,人民不能使用完整的直接民權來控制政府,那不管什麼政府,幾乎是沒有好的,卻也未必隻有專制政府才不好。

民權主義第六講:“總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便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解決瞭這問題,再重新搬出漢帝國政府的五權分立體制,也未必便輸給瞭歐美方式的政府體制,按孫中山先生的估算,以專制政府執政的專注,能直接遵從於人民皇帝的直接支配,那一定便能產生克服歐美民主政府流弊的中央集權政府,締造一個超歐美的民主國傢。

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負面:三民主義負面批評者眾多,他們認為孫文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東抄西湊,自相矛盾,思想極度混亂的產物。

1927年陳炯明所著的《中國統一芻議》提到:“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於國情亦未適合。(詳細批評,非本論范圍,但國民黨賢者,必知其說,不過頭上有偶像,不敢觸犯耳。如有馬定路德出於其黨,庶有中興之望)。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聖而必強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趨步耶!”

民族主義:劉宗正批評孫中山有“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傢”(民族主義第一講)、“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餘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瞭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民族主義第四講)

孫中山講民族主義時,嚴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他說中國不是人口過剩,而是人口沒有增加,“我們中國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沒有加多。以後一百年,若沒有振作之法,當然難得加多。……環看世界各國的情形,在美國增多十倍,俄國增多四倍,英國、日本增多三倍……我們中國卻仍然如故,或者甚至於減少。”“我們民族被世界各國人口增加的壓迫,不久就要滅亡,這是顯然可見的事。”。

權能區分:孫中山又常以諸葛亮與阿鬥的故事說明“權能區分”的重要性,“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照我所發明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瞭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這些理論的問題點在於孫中山混淆瞭歐美國傢人民的權利(rights),政府的權力(authority),與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ability),殊不知歐美的“阿鬥”其實“權”與“能”都有,隨時有“能”,行使其“權”,以更換不適任的“諸葛亮”。最早指出孫文思想這個病理的是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後來他的學生宮澤俊義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析》一書中指出,“現在歐美各民主國傢,人民不但擁有孫文所稱的政權,同時有治權,政權與治權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他所稱的治權是人民的權力的本質,政權則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方法。”

西方對三權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孫文卻隻怕不是“萬能政府”。他認為可以用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來防止萬能政府變成獨裁政府。罷免、創制、復決等權利是理論可行,實際上不易實行的。若是罷免的條件訂的很苛,則等於沒有罷免權,如果訂得很寬松,則時時在罷免,民代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法專心行使立法權。

國民大會:孫文發明權能區分,一方面設國民大會為政權機關,一方面設五院為治權機關,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設立總統理治權,如此一來,孫文對共產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隻引用瞭一半。這種情況下,國民大會變得很復雜,國民大會若是完全按共產制度來實行,運作的程式,優點和缺點很清楚。但是,在國民大會外另社總統,情況就復雜瞭。本來,五院是直接歸國民大會管理監督,現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設總統,總統又不具權力指揮五院,隻能調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時,張君勱拿出三權憲法,要求國民大會無形化,其權力隻剩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修改憲法,復決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等等。然而,這些權力除選、罷免總統和副總統之外,其他的權力又都受到種種限制,所以,國民大會的定位就不清楚。

五權分立:孫文采取三權,確認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成五權,更重要的是,孫文不采取西方“性惡論”的思想,卻采取“性善論”,讓五權分工合作,造就一個萬能政府,把以性惡哲學為基礎的法律、政治價值觀,一變成以性善為基礎的憲政思想,這種轉變是何等的巨大,整個憲政的架構和運作不同,甚至目標也不同。

考試制度:考試院行使考試權,但考用不能合一,因為它沒有行政權。甚至,連到考多少人都不曉得。所以,後來就陳倉暗渡,在行政院下設人事行政局,當時設立這機構是黑機關,所以就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以合法化,但臨時條款廢除以後,人事行政局又成為黑機關,政府又將它放在《國安三法》中夾帶過關。

監察制度:臺灣憲法專傢李鴻禧指出“國父孫文發明瞭監察制度,將屬於立法權中的彈劾權分離出來,另外成立監察院。在國外,彈劾權是國會兩院制的國傢才具有的,由下議院提出彈劾,上議院來審判。但是在我國:當監察院提出彈劾後,卻沒有國會可以審判,結果就將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由監察院提起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判,這是違背法學、政治學學理的笑話。彈劾是追究政治責任,不是追究法律責任。誰才能追究政治責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將監察院改成目前的準司法機關已是大笑話,因為有權追究公務員政治責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們所選的民意代表,但現在監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來追究行政機關人員的責任,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裏的成員又是輪調、派任的法官擔任,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們又何德何能來審判公務人員是否有行政責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臺灣未來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規劃,整個司法問題才能有比較好的解決”。

土地矛盾:在漲價歸公方面,孫中山以為“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13]此一理論的問題在於如果地主永遠不賣土地,沒有買賣的行為,漲價歸公便無從實施。孫中山的“漲價歸公”理念是來自於美國經濟學傢亨利·喬治於1879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and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權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氣的平等權利一樣。”,張五常認為亨利·喬治的“漲價歸公”理論是“閉門造車”,對經濟學一竅不通。

國營效率: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傢資本,臺灣早期大量的國營事業,如:臺鹽、臺肥、臺鐵、煙酒公賣局、郵局、中華電信等企業賺取大量的費用但是服務品質也不見提升,原因就是沒有競爭,自從開放民營競爭以後品質才略有改善。

三民主義 -中國文化關系

孫中山孫中山青年學者劉小烽在“論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傢)文化的統一”一文中認為:蘇聯十月革命後,共產主義思潮能夠在中國大地上迅速落地生根,並蔚成燎原之勢,其深層原因與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大同”情結有重要關聯。作者認為: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傢)文化的統一體現在三個方面:一、社會理想的統一;二、運用儒傢“仁”的精神的統一;三、運用儒傢“禮”的精神的統一。以下是分述:

一、社會理想的統一

二、運用儒傢“仁”的精神的統一

三、運用儒傢“禮”的精神的統一

社會理想的統一

三民主義的社會理想為何?

孫中山先生說:天下為公。

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為何?

馬克思博士說: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孫中山所說的“天下為公”系出儒傢《禮記·禮運·大同篇》,是儒傢的最高社會理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最高社會理想。“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則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社會理想。

三民主義暨儒傢文化所主張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以及馬克思所主張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內容如何呢?

《禮記·禮運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三民主義三民主義《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三卷:“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之後;當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的時候;當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瞭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時候;當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的時候,——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現在,我們來看《禮記·禮運第九·大同篇》中最關鍵的兩個句子: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是說人們熱愛勞動,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無處釋放一樣,而且勞動創造的財富不一定非要據為己有。換句話說,就是“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瞭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勞動是“自我”能力的釋放,勞動是“自我”價值的實現。所以,勞動“不必為己”,人們都能“各盡所能”。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這是說社會的物質財富已經極大地豐富瞭,人們就象討厭財富一樣,把財富任意的棄置於地,而不是收藏起來,據為己有。換句話說,就是“當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的時候”,人們已經能“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超出這種使人象夏洛克那樣冷酷地斤計較,不願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願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列寧選集》第三卷第頁)。這時候,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都得到瞭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財富都“不必藏於己”,人們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屬於社會公有的財富。社會已經可以“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瞭”。

從這點上講,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傢)文化所追求的社會理想是統一的。

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二 運用儒傢“仁”的精神的統一

仁是儒傢思想的內核。它要求統治者在不損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對被統治階級實行一定的階級讓步措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於社會經濟領域內的——被統治階級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實質,就是使“民”無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無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決涵蓋社會各階級的“民生”問題,使社會各階級的成員在不改變自身階級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而這也就是“民生主義”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義的指導精神與仁的精神是統一的。那麼,此二者與共產主義的關系如何呢?孫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孫中山選集》第頁)。共產主義是什麼呢?共產主義就是消除“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就是使“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瞭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一句話,共產主義首先也是要解決“民生”問題。所以孫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因此,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傢)文化在運用“仁”的指導精神上是統一的。

三 運用儒傢“禮”的精神的統一

禮是什麼呢?《左傳》雲:“禮,經國傢,定社稷,序人民”。析言之,儒傢的禮,就是在行“仁”的大前提下建立的維護一定社會的階級關系和生產關系的道德秩序。它的精神實質就是賦予社會階級秩序以道德的意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消除被統治者造反的思想意識。所以,“仁”就是要使民無造反之必要(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禮”就是要使民無造反之意識(亦即使造反作亂沒有道德依據或沒有意識形態基礎)。“民”既無造反之必要,又無造反之意識,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這兩者中,如果統治者不講“仁”而隻講“禮”,那麼,禮就不能為被統治者長期接受,因而也就不能保證統治者的長遠利益。如果統治者不講“禮”而隻講“仁”,仁的推行就會使被統治者輕慢其統治,因而在不受“禮”的約束的情況下,便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所以,仁和禮相輔相成,仁禮一體,缺一不可,這就是儒傢全部思想的精髓所在。

那末,“禮”在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裏有何體現呢?

民權主義是孫中山吸收近代西方民權與法制思想及中國傳統行政、司法經驗而提出的關於社會秩序的構想。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三講”:“民權兩個字,是我們革命黨的第二個口號,同法國革命口號的平等是相對待的。”“什麼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從那裏來的呢?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但是“……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麼有平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瞭人類專制發達以後,專制帝王尤其變本加厲,弄到結果,比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瞭。這種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為的不平等。

因此贊成革命的學者,便不得不創天賦人權的平等自由這一說,以打破君主的專制。……專制帝王推倒以後,民眾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假若照民眾相信的那一說去做,縱使不顧真理勉強做成功,也是一種假平等。象第二圖一樣,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壓下去,成瞭平頭的平等,至於立腳點還是彎曲線,還是不能平等。這種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

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有世界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後,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都是平等,好象第三圖的底線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孫中山民權主義關於社會秩序的構想是充滿道德精神的。在此前提下發端的,“人民與政府分享政權和治權”的權能分立學說,也於一般意義上的法制精神之外注入瞭道德的內容。所以,民權主義的社會秩序不僅體現為一種法律秩序而且也體現為一種道德秩序。它運用瞭儒傢“禮”的精神,於普通所謂的法律秩序之中特別體現瞭“禮”的原則。

共產主義的“禮”是什麼呢?列寧寫道: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上“人們對於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則,……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於遵守”(《列寧選集》第頁)共產主義社會即是依靠此“公共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則”,確立自己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秩序的維持依靠於共產主義條件下“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的人們之“習慣於遵守”,事實上也就是依靠於社會成員之共產主義的提高(亦即道德水準的提高)。因而,這種社會秩序的實質也是一種道德秩序,也是一種“禮”。

所以,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傢)文化在運用“禮”的精神上也是統一的。

三民主義三民主義

四 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傢)文化的差別性和統一性之關系

(一)差別性

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孫中山先生說:“我們革命黨向來主張三民主義去革命”(《孫中山選集》第頁)。由此可見,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革命的主義。但是,其革命的性質卻有所不同。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提出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簡明政治學辭典》第頁);而共產主義則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頁)。那末,儒傢思想如何呢?儒傢思想是“封建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同上,第頁)。所以,作為革命學說,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階級性的不同;作為社會科學,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儒傢思想不僅有階級性的不同,而且有革命與非革命的不同。

(二)統一性的辯證性

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傢)文化的統一是辯證的統一,而不是簡單的機械的結合。我們要把儒傢的仁和禮,看作是能夠為一切階級社會和非階級社會所共同適用的超歷史超階級的統治原則和社會管理原則,而不是機械地把它僅僅看作是封建社會的所謂“仁政”和封建禮教之三綱五常。我們也不能把民生主義很局限地理解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而應該把它看作是致力解決民生問題的精神及其一切方法的總的稱謂。我們也不能把對民權主義的理解局限在“五權憲法”的狹小范圍,而應該把它擴大為“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我們更不能把共產主義理解為呆板的缺乏聯系的僵死的教條,而應該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斷發展和不斷取得新的營養補充的理論體系。所以,三者之統一,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的統一,是辯證的統一。

(三)三者之統一的意義

儒傢思想是統治的學說,但是它也主張“逆取順守”,承認“湯武革命”的正義性。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革命的學說,但它們同時也是建設的學說。因此,儒傢思想與三民主義、共產主義都是革命與統治兼顧的學說,前者側重於統治(即階級秩序的建設),後者側重於革命(即階級秩序的變革)。所以,三者之統一可補各自的不足。這是其一。

其二,儒傢思想“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幹,它的影響遠及東亞諸國”(《簡明哲學小辭典》第頁),是東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產主義是“自有人類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頁)思想體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義則代表瞭近代東西方文化結合的最有價值的嘗試。所以,三者之統一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

三民主義
廈門“一國兩制統一中國”的標語
五 大同(共產主義)理想的現實基礎

共產主義(大同)社會是在“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和社會成員的道德水準都充分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高級社會形態。所以,社會財富的充分湧流和社會道德的充分提高是大同社會的兩大柱石和基本前提。沒有社會財富的充分湧流,談不上按需分配;沒有社會道德的充分提高,也談不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因為按需分配的首要問題,就是需要的標準問題。而人類的需要總是一個不確定值,它總是隨著國傢民族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和具體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需要永遠是一個不確定值。即使是同一個人,他在“此一時”對“需要”的要求與“彼一時”對“需要”的要求也會有極大的不同。所以,共產主義社會隻能是經濟與道德的統一體,隻能是社會化大生產與集體主義道德的高度綜合。歸根到底則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結果。——因為集體主義道德必然而且也隻能來源於個人與集體的緊密聯系,高度的集體主義道德隻能是充分的社會化大生產之必然的意識形態。

隻有社會化的大生產發展瞭,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才可能充分湧流;隻有社會化的大生產發展瞭,個人與集體的聯系才會不斷加強;個人與集體的聯系加強瞭,集體主義才會逐漸由一種社會道德變成一種生存之道。而隻有當集體主義道德變成人們的生存之道的時候,集體主義的原則才會真正成為社會成員的生活必須,人們才可能“很快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於遵守”。所以,共產主義(大同)社會決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的天堂,而完全可以是人類奮鬥的傑作。其所由實現的途徑便是:一、發展社會化的大生產,解決民生問題,即行“仁”;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水平,建立集體主義的社會道德秩序,即建立集體主義的“禮”。這就是立足於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傢)文化之統一的共產主義(大同)社會的要諦。

最後,總結起來講,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傢)文化的統一是科學的也是必要的。隻有統一才能使中國(儒傢)文化獲得新生,也隻有統一才能使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更加完備更加雄壯其強大的生命力

三民主義 -相關條目

孫中山
國民黨
中國統一
臺灣海峽兩岸關系
臺灣問題

三民主義 -參考資料

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
孫中山:三民主義